马可·波罗东行，1271—1295年
《永乐大典》保存了一条元代公文，其中三位使臣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纪》里的记载相对应。公文没有提到马可本人。本页以使团、纸钞、驿传、卢沟桥和襄阳之战等九组材料，比较《行纪》与汉文史料的异同。九组之中，大多至少部分相合，也有一处相抵触。
按《行纪》的说法，波罗一家是随伊利汗（统治波斯的蒙古汗）阿鲁浑的三位使臣，护送一位嫁往波斯的女子，由海路离开中国的。书里记下了使臣的名字，冯承钧译作兀剌台、阿卜思哈、火者。
杨志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时在昆明）读研究生时，从《永乐大典》所收《经世大典·站赤》（站赤即驿传）里读到了这三个名字，1941年12月撰文发表。那是一条关于口粮的公文：使团同行160人，其中70人，朝廷不准支给口粮。
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里另有一笔：使臣火者带着阔阔真从中国回来，阿鲁浑之子合赞在阿卜哈尔（Abhar）娶了她。
汉文和波斯文的记载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汉文公文记的是三位使臣奉命取道马八儿前往阿鲁浑处；《史集》记的是火者护送阔阔真抵达波斯之后的婚事。
书中写到的路推测的路线
《行纪》不是旅行日记。开篇的引言简述波罗一家的往返经历，后文依次介绍沿途各地；本页地图也按这个顺序展开。
实线经过的是书中在同一条路上依次提到的地方；虚线是书里没有交代的一段，路线出于推测。图上里程按这些地点之间的连线计算。
写到中国的几章，每个地方下面都有“对读”：一句出自《行纪》，一句出自讲同一件事的汉文史料。
第I
1271年 · 带着教皇给忽必烈的信
1269年，尼古剌和玛窦兄弟在亚洲走了九年之后回到威尼斯，尼古剌的儿子马可这时十五岁。他们带回忽必烈给教皇的信：大汗要一百名通晓基督教义的学者，还要耶路撒冷圣墓长明灯里的油。
教皇已经去世，枢机们迟迟选不出继任者。等了两年，兄弟俩带上马可再度东行。他们在耶路撒冷取了灯油，走到小亚美尼亚的港口阿亚斯（冯译作剌牙思），才听说新教皇已在1271年9月1日选出，正是他们在阿卡（冯译作阿迦）见过的那位教廷使节，于是折回去见他。
格列高利十世没有派出一百名学者，只派了两名多明我会修士。两名修士听说马穆鲁克苏丹正在进攻亚美尼亚，便中途返回。波罗一家三人继续往前走。
书里没有写出发的年份。这个年份是后人根据教皇当选和他离开阿卡的时间（1271年11月或12月）推算出来的。
书里这样写
“此外并命他们将耶路撒冷救世主墓上之灯油携还。”
第II
1271—1275年，东来途中 · 书里没有解释的一段绕行
他们怎样穿过波斯，书里没有说。书中依次介绍大亚美尼亚的一处产油泉，以及帖必力思（今大不里士）、耶思德（今亚兹德）和起儿漫（今克尔曼），但没有逐一说明波罗一家到过这些地方。地图上的虚线，只是按书中的次第把这些地方连起来。
从起儿漫往南，写到忽鲁模思：印度商人把香料、珍珠、丝绸和象牙运到这个港口。那里的船不用铁钉，船板用椰子树皮搓成的线缝合，“沉没之数甚多”。
接着书又从另一条路回到起儿漫，转向东北，穿过沙漠到巴里黑（今巴尔赫）。英译者玉尔推测，波罗一家原想从忽鲁模思走海路，后来作罢。原因书里没有说。
书里这样写
“用上述之线缝系船板，所以乘此船者危险堪虞，沉没之数甚多。”
第III
1271—1275年，东来途中 · 号称世界最高的地方
书里说，巴达哈伤（今巴达赫尚）有一座出红宝石的山，只许国王开采，而且采得很少，免得价钱跌落。那里还出青金石，据说是世上最好的。
沿瓦罕河谷上行，到一片高原，据说是世界最高的地方：十二天路程不见人家，不见青草，冷得连飞鸟也没有，火也烧不旺，“烤煮食物亦不易熟”。就煮东西而言，这个观察是对的：高海拔地区气压较低，水的沸点也较低，用水煮食物更难煮熟。
高原上有一种野羊，角长六掌，牧人拿来做碗。后来动物学家用马可的名字给这种羊命名，玉尔的注里已经称它为 Ovis poli。
从喀什起，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莎车、和田到罗不城。行人在那里歇一个星期，备足一个月的粮食。
书里这样写
“寒冷既剧，燃火无光。所感之热不及他处，烤煮食物亦不易熟。”
第IV
1271—1275年，东来途中 · 从阿卡到大汗驻地，走了三年半
罗不城以东的沙漠要走一个月。每隔一天左右的路程有水，共二十八处。书里说，夜里掉队的人会听见鬼魂叫他的名字，把他引入歧途；有时白天也听得见鼓声。
在甘州，玛窦和马可“曾奉命留居此城垂一年”。哪一年，书里没有说。
从阿卡到大汗驻地，因为风雪严寒，走了三年半。忽必烈当时在上都。听说他们要来，他派人到四十日程之外迎接。在朝廷上，大汗看见年轻的马可，问这是谁。尼古剌答道：是我的儿子，也是您的臣仆。
玉尔推算，如果三年半之数不误，他们到达的时间约在1275年5月。这个年份书里同样没有。
书里这样写
“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
第V
1275—1291年，在大汗治下 · 忽必烈的都城大都，今北京
马可在这里写了三件他认为了不起的事。第一件是钱。据《行纪》记载，汗八里的制钞机构用桑树内皮造纸，再按面额裁成大小不同的纸钞；纸钞不得拒收，破损后可以换领新钞，手续费为百分之三。16世纪剌木学（Ramusio）编印的意大利文本还多出两点：每张钞上盖有朱印，伪造者处死。
第二件是从山里挖出来的“黑石”，烧起来同木柴一样，火候比木柴还好，可以烧到天亮。这就是煤。
第三件是驿传。大道上每二十五哩或三十哩（“哩”是冯译用字，指书中所用的西方里程单位，不是汉文史料的“里”）有一处备马的驿站；驿站之间每三哩有一个小铺（元代称急递铺），住着递送文书的步卒，腰带上挂满小铃，老远就听得见。书里说，一百日路程以外的消息，十天十夜就能送到大汗那里。
引言说马可学会了几种语言和四种文字。玉尔认为其中没有汉文。
剌木学本还多出整整一章，讲1282年阿合马被杀的经过，并说事发之时马可正在当地。
书里这样写
“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
《行纪》与汉文史料对读
部分相合
《行纪》
“此种货币虽可持久，然亦有敝坏者，持有者可以倒换新币，仅纳费用百分之三。”
冯承钧译本，卷二“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章
汉文史料
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三年，减为二十文。二十二年，复增如故。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钞法》。工墨即工墨钱，是倒换昏钞时收取的工本费。至元二年、三年、二十二年，即1265年、1266年、1285年。卷十三《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条又载：“增坏钞工墨每贯二分为三分。”一贯千文，三十文即百分之三。
部分相合
《行纪》
“每人腰系一宽大腰带，全悬小铃，俾其行时铃声远闻。”
冯承钧译本，卷二“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章
汉文史料
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急递铺兵》。同卷又载：“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
仅见于晚出版本
《行纪》
剌木学本说，有一个“契丹人”（书中称中国北方为“契丹”，这里指北方的汉人），身为千户，冯承钧译本把他的名字转写作 Tchentchou；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受过阿合马的侮辱，于是他同另一个身为万户的契丹人 Wang-tchou 合谋，杀了阿合马。
冯承钧译本，卷二“汗八里城之谋叛及其主谋人之处死”章；冯注：此章仅见剌木学本
汉文史料
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
《元史》卷二〇五《奸臣传·阿合马》，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卷十二《世祖本纪》同年同月亦载：“益都千户王著，以阿合马蠹国害民，与高和尚合谋杀之。”
第VI
1275—1291年，在大汗治下 · 一次要走四个月的出使
大汗派马可出使西部诸州，离都城有四个月的路程。出汗八里十哩，书里写到一座大理石桥，二十四个桥拱，栏柱上雕着狮子。这座桥就是卢沟桥，西方人后来也叫它“马可·波罗桥”，今天是十一孔。
再往前，到建都（今西昌一带），当地没有铸币。书中说，黄金按重量计价，小额交易使用盐币：把盐水熬浓后倒入模具，制成每块约半磅的盐块，八十块折合精金一萨觉（saggio，威尼斯的重量单位）。在哈剌章州的押赤（今昆明），人们用海里出的白贝付账，冯译作“80贝值银一两”。
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在争论中却很有分量。2013年，德国汉学家傅汉思把马可所记云南的货币同汉文史料逐项核对：贝从印度运来，盐块当钱使用，盐取自盐井。他的结论是这些记载都对。
书里这样写
“货币则以海中所出之白贝而用作狗颈圈者为之。80贝值银一两……”
《行纪》与汉文史料对读
有出入
《行纪》
“下有桥拱24，桥脚24，建置甚佳，纯用极美之大理石为之。桥两旁皆有大理石栏，又有柱，狮腰承之。”
冯承钧译本，卷二“契丹州之开始及桑干河石桥”章
汉文史料
上有狮子阑楯。
熊梦祥《析津志》，元代大都志书，原书已佚，今有辑本（《析津志辑佚》）。《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载，石桥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下诏修建，“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即1192年。
相合
《行纪》
“货币则以海中所出之白贝而用作狗颈圈者为之。80贝值银一两……”
冯承钧译本，卷二“哈剌章州”章
汉文史料
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
《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李京大德年间在云南任职，所撰《云南志略》记当地市集交易用贝，“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一索八十枚；今传录文“贝”字有校改。
第VII
1275—1291年，在大汗治下 · 原南宋治下的地区，书中称“蛮子”
《行纪》称南宋故地为“蛮子”，这是元代通行的称呼，含贬义，书中照用。南下途中，书里写到长芦的制盐法：取含盐的土，用水淋过，再把水放在铁锅里煮，得到又白又细的盐。傅汉思在元代汉文文献里找到了同样的做法。
关于扬州，书里说马可“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整年”。有的抄本只说他在那里“住了”三年，有几种抄本这一章根本没有提到他。伯希和查过扬州方志里的职官名录，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指为马可的名字。
在长江边的镇江府，书里提到两所聂思脱里派（即景教）的礼拜堂和建堂的人。在西边很远的襄阳，书里把迫使守军出降的炮记在波罗一家名下。
杭州在书里叫 Quinsai（冯译作“行在”），马可解作“天城”，是全书着墨最多的城市之一：湖边有宫殿，城里有防火用的石楼，还有一万二千座桥。伯希和认为 Quinsai 这个名字就来自“行在”，即南宋皇帝的驻跸之地。那些大数目从哪里来，书里自己交代了：出自宋朝皇后送给伯颜的一份文书，马可说他后来亲眼核对过。
书里这样写
“内有12000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
《行纪》与汉文史料对读
部分相合
《行纪》
“是年耶稣诞生节，大汗任命其男爵一人名马薛里吉思（Mar-Sarghis）者，治理此城3年。其人是一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当其在职3年中，建此两礼拜堂……”
冯承钧译本，卷二“镇江府城”章。聂思脱里派即景教
汉文史料
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
《至顺镇江志》卷九。同卷收梁相《大兴国寺记》，称其人为马薛里吉思，说“也里可温，教名也”，记他“十四年”受命为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公任镇江五年”，先后建寺七所。至元十八年即1281年。最早拿这部方志同《行纪》对照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相抵触
《行纪》
“无何，诸匠依波罗弟兄之指导，制造茫贡诺3具，在大汗及全朝人之前试之，发射各重300磅之石。”
冯承钧译本，卷二“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章。茫贡诺（mangonel）即抛石机
汉文史料
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
《元史》卷二〇三《方技传·工艺》，阿老瓦丁、亦思马因二传。二人皆“回回氏”；至元八年（1271）世祖向宗王阿不哥征炮匠，宗王遣二人赴京师。至元十年即1273年。
部分相合
《行纪》
城中一处高地上有一座楼，楼顶悬一木板；城里一旦失火或有别的警报，守在那里的人便用槌击板。
玉尔本 Book II 第76章；冯承钧译本，卷二“蛮子国都行在城”章
汉文史料
……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烻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以灯。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防虞巡警》。书中所记是1276年归元以前的临安；自序署甲戌，或以为1274年，或以为1334年。
第VIII
约1291—1295年 · 护送嫁往波斯的阔阔真
忽必烈不愿放他们走。机会来自波斯：伊利汗阿鲁浑的妃子去世，他派人来求娶一位与亡妃同族的女子。大汗选中了十七岁的阔阔真；阿鲁浑的三位使臣请波罗一家同行，从海路回去。
照玉尔的推算，船队是从刺桐（今泉州）出发的，船有四桅。三个月后到苏门答腊岛，马可因为风向在那里滞留了五个月。他写到一种在泥里打滚的“独角兽”，同欧洲传说里的全然不同：那是犀牛。
此后又在印度洋上航行了十八个月。玉尔本和冯译都说，上船时除水手外约有六百人，几乎都死了，只有八人生还；慕阿德、伯希和汇校本作十八人。剌木学本等两种本子还说，三位使臣只剩火者一人。这些数字都无从核实。
他们到达时阿鲁浑已死，阔阔真嫁给了他的儿子合赞。波罗一家经特拉布宗、君士坦丁堡和内格罗蓬特（今希腊埃维亚岛），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
书里这样写
“此兽甚丑恶，人谓室女可以擒之，非事实也。”
《行纪》与汉文史料对读
相合
《行纪》
阿鲁浑遣三位使臣往见大汗，冯承钧译本作兀剌台（Oulatai）、阿卜思哈（Apousca）、火者（Coja）。
冯承钧译本，卷一“尼古剌玛窦马可之求大汗放还本国”章
汉文史料
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经世大典·站赤》，收入《永乐大典》卷19418。此条系于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即1290年9月21日。1941年，杨志玖在《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首次把它同《行纪》对读。
这九组材料的证明力各不相同，不能简单相加：铺卒的一个细节、一串人名、一场记错了功劳的围城，是性质不同的证据。
分量最重的是使团：三个名字，次序相同，写在一条汉文公文里；1941年以前，没有人把它同《行纪》放在一起读过。阔阔真到达波斯一事，另有波斯文的记载为证。
昏钞的工墨钱、铺卒的铃、云南的贝、镇江的也里可温官员，说明这本书里有关于忽必烈时代中国的准确知识。单看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得自他人之口。
襄阳一条说明的是另一面：即使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书里写的也并不都是事实。
质疑汉文史料里找不到他的名字。
回应同一时期来华的其他欧洲人，如汗八里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孟高维诺、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教廷使者马黎诺里，汉文史料里也没有留下名字。杨志玖的回答是：不见于记载，不能证明这些人没有来过。
质疑他用的是波斯语、突厥语的地名，不是汉语地名。
回应“汗八里”（即大都）出自突厥语，意为“汗的城”；卢沟桥在书里叫 Pulisanghin，是个波斯语名字。这些正是在蒙古人手下做事的外来人所用的称呼。伯希和认为，波斯语是马可真正掌握的唯一一种东方语言。
质疑他说自己治理过扬州。
回应有的抄本只说他在扬州“住了”三年，有的抄本这一章没有提到他。伯希和在扬州方志的职官名录里没有找到可以指为马可的名字。彭海推测他做的是理算一类的官，也只是推测。他在扬州担任过什么职务，或者是否担任过职务，目前无法确定。
质疑他没有提到长城、茶和汉字。
回应确实没有，各家的解释见下文“书里没有写到的”一节。玉尔开过这样一张单子，他的结论是：马可在中国主要生活在外来人中间。
傅汉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2013年）里，把《行纪》的八种版本同另外八位中国以外的中世纪作者相比较，就纸钞的二十三项特征逐一核对：怎样制造，有哪些面额，在哪里流通，怎样倒换。他的结论是，马可的记述在所有人当中最为详细。他还指出，长芦的盐确如书中所说是煮卤水而成，书里所报的税收数字也同元代的财政状况相符。
书里说，忽必烈给了波罗一家几面金牌，凭牌可以在路上取用马匹、得到护送。玛窦·波罗1310年的遗嘱里提到大汗所赐的“三面金牌”；马可死后清点的财物里，有“一面大的金质令牌”。
研究蒙元史料的学者，如杨志玖、罗依果和傅汉思，结论一致：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他们同时指出，书里有得自传闻的内容，有夸大的数字，也有一处同史料相抵触的记载。吴芳思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说，她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
马可没有提到哪些中国的事物，玉尔开过一张单子；他是19世纪的英译者，也是为马可辩护最力的人。单子上有长城、茶、缠足、鸬鹚捕鱼、印书和汉字。
1995年，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里用了同一张单子，认为马可本人大概没有走出他家在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的商站多远。王育民1988年也曾在《史林》撰文质疑。
今天游人在北京附近登临的八达岭、慕田峪等砖石长城，主体是明代修筑的，在马可之后；慕田峪一段是在更早的长城旧址上修建的。黄时鉴、龚缨晏1998年撰文指出，到了元代，秦汉长城绝大部分已是荒芜残破的遗址。书里不提长城，这一点有多大分量，要看马可走的是哪条路，那里当时还剩下什么。
忽必烈时代，茶是要纳税的货物，《元史·食货志》专有“茶法”一节。《行纪》留意盐和税收，却只字未提茶。杨志玖提出过一种可能的解释：马可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又主要同蒙古人、西域人往来。在他之后来华的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也都没有提到茶。
《行纪》没有提到缠足。14世纪20年代来华的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记述了这一习俗，伊本·白图泰没有。
马可、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都没有提到。
马可没有写到汉字，也没有写到印书。杨志玖认为马可不识汉字；英国学者何史谛（Stephen G. Haw）则认为他会说一些汉语。剌木学本写到纸钞上盖有印记；罗依果指出，这印记就是用印版印出来的，书里其实写到了印刷。
鄂多立克写到了，伊本·白图泰没有。玉尔把它也列在威尼斯人理应留意的事物当中。
下面十样东西，都是忽必烈时代一个外来人在中国或往返途中可能见到的。猜一猜哪些写进了马可·波罗的书。
1
书里有：用桑树内皮制成，不得拒收，用旧了可以倒换，交百分之三的费用。见卷二“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章。
2
没有。今天北京附近供游人登临的八达岭、慕田峪等长城，主体为明代修筑，晚于马可·波罗来华的年代。
3
书里有：就是煤。见卷二“用石作燃料”章。
4
没有，尽管书里写到了产茶的福建。考狄说这是一处奇怪的缺漏。
5
书里有，在苏门答腊岛：同欧洲传说里的独角兽全然不同。那是犀牛。见卷三“小爪哇岛”章。
6
没有。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也都没有提到。
7
书里有，就是卢沟桥。今桥十一孔；各抄本作24、34或23。见卷二“契丹州之开始及桑干河石桥”章。
8
没有。几十年后来华的鄂多立克提到了。
9
书里有，但只见于1559年刊印的剌木学意大利文本，早期抄本没有这一段。见玉尔本 Book III 第1章。
10
书里有，在建都：八十块盐值精金一萨觉。见卷二“建都州”章。
答完第一题，这里会显示成绩。
1298年，热那亚和威尼斯交战，马可被俘，关在热那亚。他在狱中结识了写骑士传奇的比萨人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马可口述，鲁斯蒂谦用法语笔录成书。至于马可是在哪一场战斗中被俘的，没有确切的记载。
这本书靠抄本和译本流传，许多本子有增有删。玉尔统计过，抄本约有八十种；他的英译本综合了几种本子，凡只见于剌木学意大利文本的段落，都放在方括号里。剌木学本是16世纪50年代在威尼斯编订付印的。
只见于剌木学本的内容，有马可在巴达哈伤病了一年、中国海船的水密舱、纸钞上的朱印，以及忽鲁模思附近被热风闷死的军队等几处。它们可能是留在威尼斯的马可本人的回忆，也可能是后人所加。
1324年1月9日，马可·波罗在病中口述遗嘱，指定妻子多纳塔和三个女儿为遗嘱执行人。1325年6月的文书表明，他此前已经去世。
里程按书中所列地点在地图上测算，中国境内的几条出使路线只计单程。
| 路段 | 图上测算里程（公里） | 时间 |
|---|---|---|
| 启程：从威尼斯到阿卡、阿亚斯 | 3000 | 1271年 |
| 经波斯到忽鲁模思（霍尔木兹） | 4400 | 1271—1275年，东来途中 |
| 翻越帕米尔 | 2100 | 1271—1275年，东来途中 |
| 罗不沙漠与忽必烈的宫廷 | 2600 | 1271—1275年，东来途中 |
| 汗八里：纸币、黑石和铺卒 | 200 | 1275—1291年，在大汗治下 |
| 奉使西南：从大都到云南 | 2500 | 1275—1291年，在大汗治下 |
| 江南：扬州、杭州、泉州 | 1900 | 1275—1291年，在大汗治下 |
| 由海路西还 | 15400 | 约1291—1295年 |
从威尼斯到上都，量得的路程超过12000公里。经苏门答腊和忽鲁模思的海上归程，超过15000公里。
各章依据玉尔英译、考狄（Henri Cordier）修订的1903年第三版，该版已进入公有领域。中文引文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1936年）；冯译据沙海昂的法文本，分章与玉尔本不同，所以本页一般只注冯译的章名；两处转述玉尔本的，另注玉尔本的卷、章。小测验的答案以玉尔本正文全文为准，不含编者注。
路线沿书中在同一条路上依次提到的地点绘制，底图用 Natural Earth，只画海岸、河流、山脉和沙漠。书中地名的今地，依玉尔的注释。海上和山口的中间点只是为了让线条留在水面或沿着河谷，不表示波罗一家经过那里。里程按地球表面量取，百位以下舍去。
汉文史料用简体字引录，标点为今人所加。《元史》《金史》《梦粱录》据维基文库录文；至元二十七年的公文据《永乐大典》影印本书影；《至顺镇江志》和《析津志辑佚》据今人整理本的网络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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